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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的本质是对新媒体的驯化 |研究分享


来源:未知  2017-03-15 10:17  作者:admin

  媒介融合的本质是对新媒体的驯化

  

 

  【 摘 要 】?传统大众媒体从技术上被要求逐步增加些新媒体原素,新媒体则开始吸纳越来 越多传统媒体原素。就融合而言,无论是新媒体 还是传统媒体的未来,都取决于它们胜任政府宣传工 作的程度。?

  【 关键词 】媒介融合;政府;新旧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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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和业界对媒介融合已经讨论和研究了很久, 并且有很多有见识和可靠地研究结论问世。但是,任何对互联网或者以网络为基础构建的新媒体有过认真关注和考量的学者,都应该知道,起码就传统大众传媒和 新媒体的融合而言,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二者有着不可调和甚至相互冲突的属性。传统媒体 提供的是有门槛的舞台,活跃在上面的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媒体专业人员及社会精英。就我国而言,大众传媒 还肩负着国家的宣传使命。而新媒体则是几乎没有门槛的平台,生产内容主要是使用这些平台的用户。用户们是否愿意在这类平台上进行传播活动,决定了这些平台的命运。舞台与平台的区别,是由技术来实现和保障的。这也注定了前者更容易受到喜欢单向传播的政 府或精英们的青睐,后者则很容易成为普通人的选择。 因此,讨论新旧媒体的融合,也就是要找出办法把舞台 和平台融合,所以我们说,在既有的条件下,这是不可 能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使我们觉得现在可以讨 论这个融合问题,并且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新旧媒体融合的可能性呢?本文所要的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新媒介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 来自政府有条不紊的介入和成功的推进。本文对此一 步步做出解释。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让我们较为详细的 讨论一下政府在我们生活中所占地位。

  一、媒介与社会主义实践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在这个改革发展过程中,由于对市场经济的引入和推进,我们常常在无意中忘记了我们国家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国家对各个领域一直都有着自信的把握,在媒体这个行业尤其如此。这就是说,大众媒体一直为国家所有,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此外,它还被赋予了刊登广告,促进市场经济的重任,并从此获得运营资源。分析我国的媒介生态,这是首先应该把握的。

  比如说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房地产,任志强对房价 的预测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多少经济学家跟任志强 争论房价的涨与跌,结果都证明任志强预测的比较准 确。也许有些经济学家是站在了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做出的相关预测,但比较确切的理解可能是,一些经济学 家对我们的市场经济过于理想化了,认为按照供需原 理,房价不可能越来越高,会按照市场的规律运行。但他们忘了一个变量,就是政府。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对房价有实质性影响力。这个影响力的大小, 取决于国家利益的多寡。的确,在很多方面,我们一直在忽略国家的力量。尽管政府不断地提醒我们,还是有人常常忘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媒体是喉舌,现在依然是。

  就传统大众媒体的定位和运作而言,事实上,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含糊过,总是以明确无误的语言,把相关的法规政策通过各种方式,不厌其烦的传达给有关方面。党和政府对传统大众媒体的重视,有着深刻的理由。这不仅仅表现在传统大众媒体本身所具有的 政治意义,更取决于对这些??媒体所具有的技术属性的了解。

  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大众媒介,都具有一个深为各种政治组织、资源雄厚的企事业和社会精英们所偏爱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由点到面或者说单向传播的能力。这种由大众传播技术保证的能力,使得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商品促销都变得极有效率和效果。这种能力,是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 所以也是任何要推行自己方针政策以及谋求获得更多支持的政党所不能缺少的。同理,经济要发展,消费也必须要得到保证,没有大众传媒,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后 工业化,都是很难完成的。正因为此,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大力发展广播事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力普及电 视事业的举措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这种单向传播能力,既可以成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建设性能力,从而使社会得到迅速发展,也可以成为一种宣泄的渠道或者娱乐至死的工具,从而拖累社会的发展。比方说,我们早就知道,广播电视的发展和普及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无关。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传统大众媒体的单向传播,意味着对受众或读者反馈的封杀。这种封杀,虽然方便了对大众媒体的控制甚至操纵,但从根本上失去了对话的可能。对话的消失,往往潜藏着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研究表明,双向电子媒介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发展正相关。而新媒体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双向传播,而是不但能避免传统大众媒体的 单向传播特征,又能保持甚至超越传统媒体内容,形成 一个以互动型传播为特征的虚拟世界。

  说新媒体传播是超越传统媒体的互动型传播,主要是指在新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传播的内容主要是由使用新媒体的用户自己生产的。这里的关键是,成为新媒体用户基本上没有门槛,自愿、平等、参与、互动、分享、主动等构成了新媒体特征,也就是网络的基本精神。在理想的环境里,在这种精神的规范下,用户们从基于兴趣的新媒体的使用中,在前所未有的虚拟空间内,生产和分享他们生产的文本、图、音频和视频等等,并逐渐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虚拟世界。因此,我们明白,虽然新媒体传播包含了传统大众媒体传播的所有内容,但这些内容,不管是文本还是音视频,并不必然的和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者们相关。当然,他们也可以制作新媒体内容,但他们分享的内容,和其他用户生产的内容一样,取决于这些内容受欢迎的程度。基于此, 我们说传统媒体是舞台,新媒体是平台。

  新媒体传播属于超越更深一层含义是指,这类传播能使得用户们在虚拟空间的传播成为生活本身。网络上的影视频观赏,新闻的消费,只是新媒体使用者们 网络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更喜欢自己生产他们感兴趣 的一切,与其他使用者分享,并在分享的过程中,展开 他们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等等。所有的这一切,使得新媒体使用者须臾离不开连结他们的大脑与虚拟世界 的手机。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体使用者们利用新媒体 的平台,不但毫无顾忌的表达着对社会的各种看法,而 且各种利益集团,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也纷纷利 用这些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进一步说,显然已经和传 统媒体所扮演的喉舌角色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常常 和传统媒体发出的声音相左。因此,所谓媒介融合,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让没有关系的不同性质的媒介 发生关系。而这,没有办法自然发生,需要国家主导力量的介入。

  国家关注新媒体的发展,出发点也是国家的利益。 为什么说媒介融合国家会介入呢?新华社原副社长慎 海雄指出: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 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 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 从操作层面上讲,国家的目标是驯服新媒体,解决如何将其转变为喉舌或接近喉舌 的问题。就是说媒介的生存与否,不管新旧,取决于是否会变为国家的喉舌,网络精神什么的也会讲,但会止于互联网+的层面,其它的绝对不是第一位的。那么, 国家要介入,该如何介入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国家的介入为什么是可行的。

  二、新媒体与国家介入的技术可行性

  ?我们都熟悉舆论领袖这个传播学概念。但是,在网络的虚拟空间,舆论领袖一般是指所发微博能引起?大量转发或评论的新媒体使用者。在微博上,这些人往往 是所谓的大V。在微信上,则是那些有大量阅读转发的公号。在BBS上,则是那些一发帖便能引来大量评论的发帖人。网络舆论领袖的诞生并能产生影响力,说明新媒体的普通使用者是可以引导的。更具体地说,那些使用新媒体的用户之所以能够被引导,是因为网络各平台上的事件或信息常常是非常复杂,难以把握的。这就需要有人对此加以简化,并以普通新媒体用户能懂得的语言,把情况介绍给大家。网络事件越是复杂的时候,舆论领袖的作用就越重要。进一步说,新媒体用户的态度是可以通过构建黑白分明的事件来引导的,在这个简化和表述为黑白分明的过程中,给了舆论领袖加上自己的主观理解甚至意识形态的机会,也是从这个角度上说,舆论领袖的作用凸显出来了。从传统媒体经过严格训练的记者编辑垄断内容的生产,到来自各行各业的新媒体舆论领袖们对新媒体普通用户的引导,一个几乎没法避免的网络现象发生了,那就是网络站队。

  网络极化现象,主要指得是新媒体用户对一些政治和社会事件所展示的黑白分明的态度,或对某一个明星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极化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夸张、谩骂、羞辱以及攻击等等语言暴力行为,有的舆论领袖甚至在网上公开约架。既然新媒体传播涉及的不再是沟通和分享,而是语言互殴,那么自然就给政府提供了介入网络的机会。说到底,政府负有维护秩序的职责。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 很明确的表示,要担负起六个方面的职责。这包括,倡导互相尊重的秩序、倡导信息共享的秩序、倡导传播正 能量的秩序、倡导文明和谐的秩序、倡导维护安全的秩 序、倡导依法治理的秩序。这是政府能够介入网络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介入的条件是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网络世界作为一个虚拟空间,它的生态本来具有相当程 度上的自净化功能,这包括对谣言的澄清。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说,源于猫扑的著名人肉搜索,就是这种净化功 能的极致表现。但是,也正是因为上面提到的网络站队 和极化现象,使得人肉搜索充满争议,消弱了网络空间 内的自净化功能。特别是因为一部分有影响力的新媒 体用户对人肉搜索表现出极大反感,人肉搜索这个我 国新媒体用户原创的网络生活实践,也是唯一对世界 其它国家的网络传播产生了些影响的实践,被逐步边 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它平衡网络谣言的力量介入,网络里的虚拟生活势必会受到极大地困扰。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所谓网络谣言,往往与政治利益集 团或商业集团有关,所以常常涉及重大利益的争夺,非 常敏感。因此,根据鲁炜主任对政府相关职责的定义, 网络谣言问题,也就成了对政府介入的直接邀请。

  第三个介入的条件是涉及代言。在互联网展开发 展的时候,曾给新闻业带来了一个令人惊怵的技术可 能性,那就是“众包新闻”。“众包新闻”的基础在于, “在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来源在每一个当事人手 中,没有哪个媒体可以垄断。” 这里的关键词是“当事 人”。“当事人”意味着“我在现场”。这就是说, “当事人” 和“在现场”是区别“众包新闻”与传统媒体生产的新闻 的根本指标。比如说,如果记者在报道新闻时成了“当 事人”,那是对新闻事业的亵渎。而“众包新闻”的生命 力,就在于贡献新闻的是“在场的当事人”。新媒体之所 以能够为在场的当事人提供“众包新闻”这样的平台, 是因为前边提到的诸如低门槛或无门槛准入、参与、分 享等互联网精神或者说内嵌的技术特征。问题是,虽然 新媒体传播为“众包新闻”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但如果 每当新闻事件发生时,在场的当事人并不能或者很少 能扮演记者的角色。不管当事人还是旁观者,他们在很 大程度上依然需要代言。

  我们知道,网络舆论多由现实中的各类社会事件 的发生而诱发,而形成相关舆论的主要推动力是舆论 领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那些舆论领袖,并不是 社会事件中的当事人,甚至也不是事件的见证人,他们 是代言人。而传统大众之所以为大众媒体,其核心特征 就是专业代言。所以,无论是网络上的舆论领袖,还是 传统大众媒体的记者编辑,在代言这点上是相同的。既 然代言,就存在对读者或观众等引导的机会。由于较为 复杂的原因,互联网上的新闻事件当事人或见证者对 “众包新闻”不感兴趣,这就给活跃在不同网络平台上 的舆论领袖们提供了舞台。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能较 有效率的引导其它新媒体用户,形成所期待的网络舆 论。那么,既然新媒体用户可以被代言,并且已经被代 言,国家要推行自己的既定的方针政策,政府寻求介入,从维护秩序或者说稳定的角度,争夺对新媒体用户的代言也就是顺水行舟的事情了。

  第四个介入的条件是“私了”的盛行。在人际或家族之间的冲突中, “私了”是基于我们“和为贵”古训的 社会传统。有时即便是发生了重大恶性事件,最后也往 往是双方通过“议价”,加以“私了”。“私了”的结果往往 是一方获得另一方经济上的补偿,另一方换来的则是 完全规避法律裁决或尽量减轻法律的制裁。当然,这种私人之间的“议价”,只能在私人领域内发生。这里的要点是,金钱的介入,强调的是合情,从而使得正义这类公共理念屈服于私人利益。因为“私”和“公”是相对应 的, “私了”并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公共利益。公众不 能从这类“私了”里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益处,这就从根本上意味着对公共精神的颠覆。因此,凡是网络涉及的 此类事件,虽然不乏强大的舆论产生,但往往是除了给 所支持的一方提供了 “私了”时的“议价”能力之外,其 它方面的意义有限。然而,引起网络舆论领袖们关注的 事件常常是与政府相关的事件或者说指向追究政府责 任的事件。虽然“私了”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事件 成为“烂尾新闻”,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及时介入以便对事件加以引导,依然是很有必要的。

  第五个介入的条件是“议程设置”。即便是一个人 或机构有天大的委屈或冤情,以为到新媒体上发发微 博或微信或BBS帖子,就能得到新媒体使用者们实质 性的关注和支持,那就有点天真了,被无视的例子可谓 不胜枚举。能在网上形成舆论的事件,虽然不能说和这 些事件的恶性程度(例如死亡人数)不相关,但更重要 的是这些事件常常能与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相 关。这就是所谓网络上的“议程设置”。那么,舆论领袖 们推动的舆论究竟会损害谁的利益,谁又能从中获益, 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既然网络舆论也源于议 程设置,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传统大众传播那样,那么政 府对议程进行“设置”就会成为自然而然地选择;其次, 既然网络舆论对相关方是有损益的,那么政府也会利 用机会使这些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第六个介入的条件是政府具有较为雄厚的社会基础。首先是中共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存在。中共十八大之 前,微博上那么多人热切期望着会议的召开,说明网络上所谓的左右之争,南北报系之间的区别都被夸大了。 中共党内所谓左右之间的斗争,有时固然十分尖锐,他 们的分歧也常常反映在各自能影响的大众传媒上,但有 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左右南北。此外,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左派有 38%,中间派占51.5%,右派则只有8%,认为需要定期选举领导人的比例仅为 15.3%。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市场很大。这 些,对于政府的介入,是良好的落脚点。

  政府之所以能够介入这个本来充满了平等机会和 参与分享的新媒体平台,除了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被我们本土文化和社会传统驯服了。当我们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开始讲究站队、扩散谣言、让人 代言、认同私了、设置议程了,我们也就自动的为政府介入新媒体传播打开了大门。也许更重要的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体制内的声音越来越一致,没有必要容忍 网络里不合时宜的声音,也就是说对网络的治理条件 成熟了。事实上,政府可能从一开始就对网络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就对网络传播的规范和引导有所布局,下边我们讨论政府是如何介入的,结果又是什么。

  三、新媒体传播与政府的介入及目标

  2014年的9月,广电总局的一位中层领导在谈到 媒介融合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广电网来 适应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来适应广电网?” 这个问题 的意义不在于这个问题本身,而在于到了2014年,政府的相关官员已经认为自己有底气问这样的问题了。 如果是2012年以前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难免受到铺天盖地的抨击和嘲弄,但两年后情况不一样了。除了上 边提到的中共十八大以后体制内的声音趋于一致,网 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政府介入新媒体传播而言,我 们接下来以新浪微博为例进行说明。

  2011 年年底,网络上著名的青年领袖韩寒,发表 了广为传播,实际上认同“精英统治”的“韩三篇”。在这之前,韩寒之大,大到了在网络上没人敢碰他的地 步。但他通过他的“韩三篇”亮明政治态度之后,就逐步地从政治生活中隐退了。在此基础上,新浪微博的政治传播也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2012年7 月 7 日,基 于对新浪微博的密切观察,笔者以“新浪微博的一些动 向讨论”为题,对新浪微博做了这样的小结:一是市场营销人员和政治意识形态工作者或志愿者越来越成为 最活跃的人群;二是挖掘信息和提供信息的专业人员越来越难以吸引粉丝;三是卖萌、辱骂和恐吓越来越成 为微博的日常内容;四是深度模仿和复制现实,博主们开始崇尚拳头!

  这些看起来的网络无序,其实正是国 家介入的的理由。名博主因为政治方面的分歧,不断约架,吸引眼球,从维持秩序上来说,成了政府开始介入 的理由。政府首先做的,就是亮明政治态度,然后进行引导。

  实际上早在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会见 中外记者,提及“‘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 完全消除”时,就得到了新浪微博上当时占主流的一 些舆论领袖们极大地认同。这样,中央在微博的意识形态方面逐步占据主动,而能形成舆论指责中央的微博则越来越少了。随后在当年4月关于薄熙来被调查的 公告发布之后,微博舆论整体基本上都围绕新华社通稿在讨论,没有什么极端的言论。到了2012年9月的 反日游行时期,政府的动作已经收放自如,微博舆论第一次和政府倡导的“理性的爱国”宣传保持了一致。也就是说,政府借势反日游行活动,成功将微博舆论纳入维稳话语体系。此外,2012年上半年《乌有之乡》账号再被封,下半年右派被边缘化。政府的网宣政策得到历史性的推进。

  新浪微博的 2012 年是以“学习粉丝团”的诞生和 迅速崛起而结束的。“学习粉丝团”为微博平台上的一 个网名,自2012年11月起,一直发布关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新闻信息。“学习粉丝团”一诞生,很快 就受到了微博用户各派的广泛关注。至此,微博上左右 双方的话语权,因“学习粉丝团”不断发声,而被稀释了。那些曾被鄙的“五毛”,开始堂堂正正地进入微博主流。

  对于政府来说,2013年是不断扩大战果的一年。从 社会层面上讲,充满了乐观情绪,政府的满意度和微博 用户的满意度大体上是一致的。这年的微博,越来越活 跃的是微博营销不断升级。比如说,京东苏宁老总互喷 已经过时,IT老总“亿元“赌博也已老套,但冯小刚导演 对影评专家开骂则一举成功。微博更加崇拜成功者,励 志故事长盛不衰。也许更重要的是,诸如 “人民日报官 方微博”等顶级官方喉舌微博已经稳稳地站住了脚,其 它的政务微博也纷纷登台,网评员日趋主导,各种大V 退位,逐步地被边缘化了。

  至此,我们主要梳理了从2012年和2013年政府 的介入情况。介入是为了争夺话语权,而接下来的目标 则是进一步驯服新媒体,从而把新媒体传播纳入党和 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因我国防火墙工程的建设,大众传媒业已经不会受到西方网络发展实质性影响。这样,国内新旧媒介的融合,实际上已经成为是否会把党 和政府的各项宣传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的探索。为此,在2014年,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政府开始了新的行动。

  首先是网络信息评论员的建设。虽说网络信息评 论员的起源较早,并且是以地方为先行者发展起来的 队伍,但新媒体使用者大规模的体验到他们的存在和 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应该是2014年了。有了网评员, 就等于政府在新媒体里有了听命于自己指令的工作人 员,他们就像传统大众媒体的工作人员一样,会按照政 府有关部门的指令发出声音。政府通过这些评论员,逐 步地改变着网络平台上的传播生态,不断地为政府争 夺着话语权。对于运营新媒体平台的网络公司,政府也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国家网信办 2014 年 11月6日召开跟帖评论管理专题会。人民网、新华网、 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腾讯网等29家网站在会议上 签署《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致力使跟帖评论成 为文明、理性、友善、高质量的意见交流。”

  对于新浪微博上的大V或者说舆论领袖,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一部分是坚决封杀之,另一部分教育之或统战之,还有一些本来就是支持政府的。此外,在京的微博大V也被广泛的邀请参加各类政府座谈会甚 至新闻发布会。从网络大V亮相政府新闻发布会,到地 方出钱请网络大V走访,以往经常批评政府部门的网络大V和政府走的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成为政府部门 重视的舆论通道。

  那么,经过这几年的互动,政府有关部门是如何看待微博大V的呢?如何衡量他们的作用的呢?实际上, 不管这些舆论领袖们自我感觉如何,从政府对公知的态度上来看,公知在政府的眼里,没有很了不起的地 位。这些生存在网络里的舆论领袖,对政府有关部门来说,就像在鱼缸里的鱼,如果需要的话,可谓想抓哪条就哪条。

  那么,对于介入新浪微博传播,政府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来操作呢。一则发生在2013年,央视关于它的 3.15的节目推销策略,展示了相关的控制方法之一。央 视要在网上推销它一年一度的3.15节目,也可以说是 政治营销,花钱给微博大 V,让他们发写好的微博,在预发的微博文本最后注明要在8:20发。结果一个不敬 业的大V到点把那个“8:20发”也给发出去了。 这件事 明白无误的说明了央视有关部门对微博舆论的主动操 纵和控制。虽然博主们在微博上常常喊声震天,但网络 上越来越以主旋律为主也就可以理解了。

  就对微博内容的控制而言,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是动不动就诉诸于删帖。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个体抗议过分一点没关系,但那些一呼百 应,能引起社会运动的微博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政府 不仅允许社交媒体繁荣,还允许尖锐批评政府及领导, 但会删除那些可能引起社会运动的集体表达。

  这样,到了 2014 年结束时,网络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谈论政治时事的大V们开始式微,以“人民 日报微博”和“央视微博”为旗舰的传统媒体在新浪微 博上如鱼得水,政务微博得到了空前发展。一方面,在 各种舆情机构的协助下,政府不同机构的政治营销技能日趋娴熟;另一方面,新浪微博用户参与度越来越低,以单向传播为特征的传统媒体成份越来越多,鸡汤段子长盛不衰,提供事实或知识的用户被忽略。所谓 “众包新闻”从来没有发生过, “代言”和“私了”成为传 统。新媒体沦落为旧媒体,新浪微博被驯服了或暂时被驯服了。因此,正像广电总局官员所说的,是到了让互 联网适应广电网的时候了。

  四、结语

  至此,我们定义了新旧媒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分析了能够产生新旧媒介融合的条件, 又以新浪微博为例,讨论了政府有关部门这几年介入新媒体传播的操作。显然,政府的介入,目的就是驯服新媒体,使之成为政府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媒体,这也是新旧媒体融合的本质。这样,传统大众媒体从技术上被要求逐步增加些新媒体原素,新媒体则开始吸纳越来 越多传统媒体原素。因此,就融合而言,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的未来,都取决于它们胜任政府宣传工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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